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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多少个时期是国不置史如题.我想知道蜀汉不置史官的可能性.像王允杀掉蔡邕这类的例子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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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多少个时期是 国不置史
如题.我想知道蜀汉不置史官的可能性.
像王允杀掉蔡邕这类的例子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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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和解析
历代研究三国历史的学者中,向者不乏有“蜀汉不置史官”之说,论者盖源于陈寿的《三国志.蜀后主评传》中的一段评语:“…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於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寿据此以批评诸葛亮虽长于政务,但在著史事上还是做得不周到.
于是刘知几就跳出来反驳陈寿了,他在《史通.曲笔》里举了陈志中“史官言景星见”的例子,还有诸如“黄气见于种归,群鸟堕于江水;益州言无宰相气”等文字记载,煌煌然反驳陈寿之评不确,并认为寿之所以这么说,“盖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者也.”平心而论,刘知几考据功夫那是一等一的,后世反驳寿之论者多采用其论述.但是其轻率下的结论,又有点想当然耳.
且刘知几引述陈寿评语又与今日我们所见有别.他在《史通.曲笔》是这么说的,“陈氏《国志?刘后主传》云: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哲不知刘知几当时所见《国志?刘后主传》和我们现今看到的这个版本是否不同,待有识之士考据.以现有材料看,哲推断刘知几存在误读的可能,他引述的不是陈寿原话,是经他自己加工的语言.陈寿并没有明确说过“蜀无史职”的话,而刘知几却在《史通.曲笔》里活生生把它给“坐实”了.后世之人又将刘知几“先入为主的判词”奉为了真理,皆以为“蜀汉不置史官”是出自陈寿之意,故又跟着刘郎误读.
然哲以为,陈寿轻率评刘后主之言;刘知几误读评语,且讥讽陈寿有报私之怨、曲笔之心;后人复以刘知几“坐实”陈寿之言,据此而传习“蜀汉不置史官”之说;三者连环错,皆误也.
遍搜典籍,言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之说,在三国同时代的记载中几无.虽北史中有“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讥.”(北史卷四十,列传第二十八),然此论属后出,也无非是以讹传讹.始作俑者,唯寿也.
然寿之评刘后主之论,失之确凿,后人即有非议.针对陈寿评后主“然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婓松之则认为,“赦不妄下”,诚为可称,至於“年名不易”,犹所未达.案建武、建安之号,皆久而不改,未闻前史以为美谈.意思是说,“赦不妄下”论有所据;然“年名不易”未闻历史上有据此以为美谈的.且认为寿之评是自相抵牾,他提出后主的“建武、建安之号,皆久而不改”,延熙之号,更是超过了二十多年未改.为何又有“兹制渐亏”之论呢,可谓是同一件事情得出了相反的两个评论.
就寿评刘后主“继位则改元,有违古义”之说,哲以为也有评论过于绝伐之惑.考古之帝皇继位事,当年改元者也不乏其人.如北宋末年,宋高宗赵构即位于建康,借口以慰民望,即以靖康二年五月为建康元年.其他诸如唐玄宗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于是年十二月就改元为“开元”也记载在史,未闻后人对此有何异说.且国家在非常时期,行权宜之计也未尝不可.刘备死,托孤于诸葛亮.以亮务实之作风,为安民心,定国家根本,绝”管叔”之流言,避周公之嫌,于当年改元,也是事所必至,理所当然.奈何寿“以古而非今”,以此责备诸葛亮考虑欠周呢.哲以为,“犹有未周焉者,非亮也,实寿耳”.
再者,言及寿评“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之句.哲观之,寿此论又有自相抵牾、以偏概全之惑.
首先,要确定这个“灾异靡书”中的“靡”字为和解?世所论者,多理解为“灾异靡书”是说灾异、瑞应都不记载于书,哲以为不确也.靡,在说文里,解释的也较为潦草.说文是这么解释的,“靡,披靡也.从非麻声.”哲以为“靡”字应作“多”解.奢靡;靡货(奢侈品);靡靡(华丽而堂皇);靡丽(奢华,美盛)均有多且浪费之义.故,刘知几考据出蜀国灾异祥瑞不绝于书也就很好理解了.
“行事多遗,灾异靡书”也很符合古人的文字习惯,前句应是说记言记事类的记载多有遗漏,后句是说灾异类的记载却充斥书籍.也等于强调了前面所说的“注记无官”的说法.在这里,陈寿也顺带表明了史官的责任,那就是既有记录“行事”,也有记录“灾异”的责任.东汉时,天官(历官)、史官分野亦已趋向于定型,而直至南北朝之前,“史官”之称都是指历官,而以“著作郎”称撰史之官.
观三国各种史料,蜀国记载类主要在于刘备起兵至称帝的事迹多有遗漏,而其后记载却并不比魏、吴两国缺乏.应是刘备前期颠沛流离,资料多无记载,直至称帝后才设置史官,故此蜀汉后期资料还是算完备的.由是观之,陈寿所言“国不置史”非所谓世人理解的“蜀汉不置史官”,而是抱怨蜀汉没有修史.非这么理解就不能解开陈寿的自我抵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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