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人文学作品中,常常把俄罗斯说成是半开化民族,有什么根据吗?

Question

在西方人文学作品中,常常把俄罗斯说成是半开化民族,有什么根据吗?

Answer 1

在孙先生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人在文化 上面临着一个严重问题：按照当时新兴的文化人类学的主张,中国人在世界范围内,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应算是“野蛮人”而不是“文明人”.这个问题 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可以说是一个怪问题.然而,在当时,却不失为一个严重的政治文化问题.因为,那时这种思想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公认.它的具体形 态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可分为“野蛮”、“半开化”、“文明”三个阶段.哪些民族当时发展到什么地步,即处在什么阶段,都各有不同的标准或根据,可以一 一查明.根据这种标准,没问题,欧洲人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最上端,即文明的最高阶段,反之,其它民族则一律处于“半开化”或“野蛮”等等次低或最低阶段. 这套理论,当时住在日本的梁启超先生曾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向国内介绍过.在梁先生所写的《饮冰室自由书》中,有一篇文章叫《文野三界之别》,专门介 绍这种学说,其中这样写道：
第一、“野蛮”的状况是：“居无常处,食无常品.逐便利而成群,利尽则辙散去.虽能佃鱼以充衣食,而不知器械之用.虽有文字,而不知学问.常畏天灾,冀天幸.坐待偶然之祸福,仰仗人为之恩威,而不能操其主权于己身,如是者谓之野蛮之人.”
第二、“半开化”的状况是：“农业大开,衣 食颇具,建邦设都,自外形观之,虽已成为一国,然观其内,则不完备者甚多.文化虽盛而务实学者少；其于交际也,猜疑之心虽甚盛,及谈事物之理,则不能发疑 以求真是.模拟之细工虽巧,而创造之能力甚乏,知修旧而不知改旧.交际虽有规则,而其所谓规则者,皆由习惯而成,如是者谓之半开化之人.”
第三、“文明”的状况则是：“范围天地间种 种事物于规则之内,而以己身入其中以鼓铸之.其风气随时变异,而不惑溺于旧俗所习惯.能自治其身,而不仰仗他人之恩威；自修德行,自辟智慧,而不以古为 限,不以今自画.不安小就,而谋未来之大成；有进而无退,有升而无降.学问之道,不虚谈,而以开创新法为尚.工商之业,日求扩充,使一切皆进幸福,如是者 谓之文明之人.”
当这些“标准”介绍完之后,梁先生禁不住反问道：“我国民试一反观,吾中国于此三者之中,居何等乎?”[注1]梁启超先生的这一番介绍,在国内思想界引起争议.
孙中山对这个问题是什么看法呢?他对这种认 识是从来不同意的.1913年2月,他在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欢迎会上申明：“吾中华民国,为世界上最伟大之国,土地人民为诸国之冠.”有人“谓中国为野 蛮”,“实属大谬”.[注2]1914年6月,他在为一位友人所写的一本书的《序言》中这样说道：“我中国为世界独存之古国,开化最早,蛮风久泯,人好和 平,不尚争斗.”[注3]他用“蛮风久泯”四个字来表明他从来不承认什么中国人“野蛮”的无知说法.此事过后的第十个年头,1924年1月,孙中山在和一 位外国记者的谈话中又一次这样说：“几世纪以前,中国为现代世界上各文明国之冠”,如“不以近代文明发达的情形比”,那么,它“却较西方各国的文化高得 多.”[注4]1919年夏天,他在呕心沥血地撰写大著《建国方略》时,又一次这样谈道：“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未与欧美 通市以前,中国在亚洲之地位,向无有与之匹敌者,即间被外族入寇,如元、清两代之僭主中国,然亦不能不奉中国之礼法,而其他四邻之国,或入贡称番,或来朝 亲善,莫不羡慕中国之文化,而以中国为上邦也.”[注5]
以上种种材料说明,孙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
不仅如此,孙先生还用犀利的目光,列举事 实,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这些自称“文明”的大人先生们,在他们自己国内以及在国际上,干出种种挂着“文明”招牌的“野蛮”勾当.在国际上,他们四处“强 权争霸”,虐杀殖民地人民；在他们自己国内,在工业资本家的压制下,“民生社会贫富悬殊”,这些血的事实,这些行为,究竟是“文明”,还是“野蛮”呢?他 在《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一文中这样写道：“天下列强高倡帝国主义,莫不以开疆辟土为心,五洲土地已尽为白种所吞并.”[注6]他们这样“蚕食鲸吞”地杀 人夺地,难道算得上“文明”行为吗?反之,在他们自己国内,一切文明成果,都“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凡是“文明幸福”,“总由少数人把持”,[注 7]这样又怎么算得上“文明”呢?总之,先生通过这些高度概括的理论分析,向我们谆谆告诫：在“文明”、“进步”等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充分认识西方文明 的先进性,同时又要高度警惕它内涵的各种“野蛮”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