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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被贬岭南时期的诗文及其南方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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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被贬岭南时期的诗文及其南方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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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五十九岁的苏轼在重掌朝政的新党的报复性致命一击下远贬岭南,在短短几个月的贬窜途中朝廷又三改谪命,最后苏轼不仅官职一落千丈,失去了地方官实质性的权利,而且贬谪地越来越远,从英州到惠州,三年后更再追贬到更远的海南,至此政治生涯中的苏轼彻底走出了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然而就是在接下来的这段近乎极致的贬谪时期内,苏轼在思想与创作上最终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真正完成了东坡文化人格的完善、成熟和定型,并在其以后的千百年中对岭南文化、对中国人尤其是文化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学创作影响深远.这些正是其在近七年的穷居岭海期完成,即其所自称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惠、儋时期. 一、苏轼作为贬官在岭南的实际生存状况 岭南在其尚未得到较好开发的初前期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地域作用,一是朝廷和地方官猎取珍奇物产如明珠犀角荔枝等物的一块宝地,二是历代王朝主要是明清之前接纳安置贬谪、流放“犯官”的重要地方.唐宋时期的岭南仍尚未得到较好开发,自然环境和人文风俗还较为原始,与中原、江南殊异.苏轼贬到惠州时几经变动最后确定的官职是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再次追贬到海南时的官职是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官职自是散官,而“安置”作为适用于宰执、侍从官等高级官员的较高规格处置,比起编配来从自由度和经济情况等来说本应还算好一些的.但苏轼作为新党格外加意迫害的元祐旧臣在新党的“特殊关注”下,生存状况实际上只能更差,不仅居难有定所,而且生活中也时时呈现窘迫之状,在惠州时便经常缺衣乏粮,到了儋州生活更为艰苦,所以诗人所说的六无——无肉、无药、无室、无友、无炭、无寒泉——而其实远远不止,“大率皆无耳”,也并非夸张. 二、苦中作乐、雅俗结合的生存状态 岭海时期的生存环境诚然不容乐观,生活诚然很艰苦,但历尽沉浮而更加达观的苏东坡不会竟日苦吟作寒虫状,逆境中苏轼总能发挥其超强的自我调节能力,使身心在原本不利的环境中得到超脱和安适,这也正是苏轼精神和文化人格中过人的一面. “大率皆无”的艰难生存也没有让年过六旬的的老人潦倒不起,睿智的东坡在看似无路可走时总能找到出路,“无室”就自己建造,无炭则借助松明,无墨则请友人自造,不痛惜差点焚屋,而乐于所得“足以了一世著书用”的佳墨.同样无粮就自己来种,在苦行僧的日子里咀嚼出了清淳的美好,颇有繁华落尽见真淳之感.收获时作为“农人”的东坡曾大为感叹“美好出艰难”,但同时还是士大夫的诗人确实很能够发现艰难生存中的美好,在艰苦的世俗的生活中寻找雅趣.诗人至爱酒,尤其在蛮荒生活中,酒作为调节心境的一剂良药更不可少.所以虽然乏粮,但诗人仍然总不忘酿酒,而且名目很多,诗比酒好,诗人陶醉其中,不纯是为酒,而是为那番雅趣和酒香中轻松愉悦的感觉.酿酒、饮酒和浓郁的酒香使东坡从痛苦与无奈中超脱出来,沉重的贬谪生活又凭添了些许轻松和诗意.也许是因为病的原因,过海后的东坡终不能肆于饮酒,所以对酒的爱好颇移于茶,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苏轼更会在饮茶的讲究中体味出深意,折射出诗人远居天涯的天趣和孤洁.除了茶酒,诗人还一直念念不忘另一种文化生活的必须品——棋,时常回忆起昔年庐山道观中深夜古松流水之间“不闻人声,时闻落子”的那阵棋声.东坡之于棋就像对酒一样,自谓“素不解棋”,虽“自尔欲学,然终不解也.”但爱看别人下棋,正是处在旁观的角度,所以更能怀着当年听棋的审美感觉来看棋,“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无争无忧,自得其乐. 晚年的万里远谪,苏轼内心不是不曾感到过飘零和凄凉,也未有绝对彻底的断绝过北归的念想,但随缘自适思想灵活的苏轼具有非常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所以东坡很快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与当地人融为一体,俨然化成了黎民,并喜欢上这片秀丽奇异淳朴的化外之地,用清绝超俗的语言描绘这片景色秀丽的土地,在这片远离政治风云的穷荒之地安享“安眠无梦雨声新“的萧散和安适. 三、东坡岭海时期与当地人的交往和社会活动 东坡性喜与人交往,而且心地洁净,“眼中无一个不好人”,不仅是对公卿士大夫,东坡之于民间百姓尤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所以尽管最后的贬谪中两次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和人群,东坡皆能很快的熟悉起来.后来东坡更是有感于这方被称为蛮夷的人的淳朴,而且很善于感受到周围人的真淳良善,每到提到当地越民总是充满亲切之感.与东坡亲善之人不仅是可以谈书论道的诸黎等读书人,还有周围的平民.苏轼与当地人的情谊使其在岭海口碑良好,而苏轼之于岭海的意义还仅不在于此,作为历代岭南贬谪队伍中的一员,苏轼所有意无意中承担的更多的还是文化传播的任务和在岭南独特人格精神的遗留.这对岭南人和后来贬谪岭南的仕人影响深远.深受巧诈机心迫害的苏轼固然很喜欢那些没读过圣贤书的天然淳朴良善的黎人,但同时作为一位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高层次的文化人,仍然很自然的关注起当地的民风教化,自行担负起教化黎民的重任.众人在黎子云兄弟所居集资建成的载酒堂成为苏轼在儋州文化活动的中心,其学生不仅有本地人黎子云兄弟、符林、王霄等,还有从外地赶来的有姜唐佐、葛延诸人,这些人后来多有所成,成为饱学鸿儒和地方上的一代师表.苏轼之前,海南未有人登第,其北归后三年,姜唐佐成为海南第一个举乡贡者,王霄、陈功、李迪等举明经,杜介之、陈中孚举文学,大观三年,符确登第,成为海南第一个进士.儋州黎汉向学之心蔚然成风,人才渐盛.这是和苏轼的教化和影响分不开的,苏轼对海南文教的开拓之功成为共识. 苏轼思想、精神和文化人格多在世俗现实生活中一点一滴的表现出来.而在现实之上诗人的思想更为超然高远,正是因为心处在这样一种高远的状态,才能够俯视一连串的打击和艰难的生存,保持超然自适行藏在我的心态.晚年的东坡,已经经历了几番仕途中的辉煌和失落,看淡了功名的成败得失,不再像年轻时的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早已明白在宦海中既然没有提前急流勇退而出,就难免身不由己,所以岭海时期的东坡注重的是如何使自己在一次次的政治风暴中保持安定、自适和超然,不论外界风浪如何吹炫颠簸将自己推向到何处,自己所做的就是如何在现有环境和条件下如何尽力实现自我. 四、悬知合浦人,长诵东坡诗——苏东坡对岭南的影响 苏轼流风在岭南影响深远,不仅在学宋成为风习的清代岭南诗人多宗苏轼,而且崇尚唐音不满宋诗的清以前诗人也多对苏轼极为尊重,很多人如李昴英、陈献章、黄佐、明末清初岭南大家等诗中都有苏风流韵,对于岭南雄直豪健诗风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另外,作为贬谪之臣,苏轼精神和人格成为历代谪岭海官宦的一种重要范式.对于历代贬到岭海穷恶军州的仕宦,到哪里去寻找信心和力量,来支撑自己度过生命中的重大打击,是摆在他们每一个人面前的问题.这些岭南滴宦因为相同的遭际往往在心中产生一种认同感,而前贤苏轼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和心理支持.助其淡漠身心的打击,保持士子的高格和责任感. 岭南山川古迹独特物产和优美的平居环境给东坡困苦寂寥的贬谪生活增添了许多绚丽的色彩.苏轼所到之处多赋诗题刻,其踪迹所至又为山川古迹和后世留下一连串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东坡文化系列古迹和精神遗留,为岭南留下了一大批很宝贵的文化资源.正如后人所说,“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轻惠州”,而且不仅惠州,儋州、广州、连州、滕州、韶州、循州等东坡所至之处皆有东坡文化存留,如惠州苏堤、东坡井,朝云墓,广州灵洲妙高台、超然台,所题名的环翠亭、六榕寺、南海浴日亭,儋州的载酒亭、苏公祠及为纪念苏轼而建的东坡村、东坡田、东坡塘、东坡石、东坡书院等以及许多的题刻,故事传说,书画,与东坡相关的美食等等,可见东坡对于岭南文化广阔而深远的影响. 总之,在岭南完成了一生中最后辉煌的苏东坡,像万里澄空外天边硕大、红艳、温和、静穆的夕阳,在岭南留下了最后灿烂的韵味深长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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