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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咏怀诗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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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咏怀诗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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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阮籍咏怀诗(以下简称阮诗)的研究者大多认为,阮诗隐晦难懂,这是一大缺陷。其实,这正如有人说《左传》“富而艳”是“浮夸”,笔者认为,“隐晦难懂”正如“富而艳”一样,是一种艺术至境,而非阮诗的缺点。正由于阮诗“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才鞭策着越来越多的诗评者和诗作家去解读和借鉴阮诗的精华,这正是阮诗充满艺术生命力之所在。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略论之:
一、长于抒情
阮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非一时一地之作,是其一生政治感慨的记录。后人对之多有关注和评价,如:
钟嵘曰:“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诗品��上》。
王世贞曰:“阮公在《咏怀》,远近之间,遇境即际,兴穷即止,坐不著论宗佳耳”《艺苑巵言》。
陆时雍曰:“八十二首俱忧时闵乱”《诗镜》,《魏》。
张燮曰:“《咏怀》八十二章,拉首阳,拍湘累,悲繁华,怜夭折,深心辘轳,而故作求价语杂之,盖身不能维世,帮逃为惊世。广武之叹,苏门之啸,穷途之恸,综忧乐而横歌哭,夫亦不得已者乎”《增定阮步兵集序》。
王夫之曰:“步兵咏怀自是旷代绝作……且其托体之妙,或以自安,或以自悼,或标物外之旨,或寄疾邪之思……,不但当时雄猜之渠长,无可施其怨忌,且使千秋以还了无觅脚根处”《古诗评选》卷四。
沈德潜曰:“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古诗源》。
吴汝纶曰:“要其八十一章,决非一时之作,吾疑其总集平生所为诗,题为《咏怀》耳”《古诗钞》。
作为玄学家的阮籍,其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诗人“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文选》,故而“本有济世去”《晋书��阮籍传》的他,在人命危贱的时代,迫于司马氏集团的黑暗统治,其人生理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此,只有寄情老庄,将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满腔愤懑发而为咏怀诗,形成其为独特的抒情风格,其抒情意味极浓,各篇都有感而发。
二、工于比兴和象征
关于比兴和象征,袁行霈曰:“中国古典诗歌确实有寄托象征的传统,美人香草、春兰秋菊各有习惯的寓意。诗人有时不敢或不愿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明白说出,就用隐晦曲折的手法透露给读者。有时为了使诗歌含蓄蕴藉,也故意隐去真意,用其他事物来比兴。那些题为咏怀、咏史、感遇、感怀的作品,尤其多用这种手法”。从袁氏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阮诗工于比兴和象征,除了诗人对艺术境界的追求外,更多的是诗人别有所托。阮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上》,这也与其所处时代有关,他不满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作诗亦不便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这恐怕也是情理中事。王夫之评阮诗:“远绍《国风》,近出于《十九首》”《古诗评选》,陈祚明评曰:“公诗自学《离骚》,而后以为类《十九首》耳”《采菽堂古诗选》,严羽曰:“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沧浪诗话��诗评》,黄节曰:“若阮公之诗,则小雅之流也”《阮步兵咏怀诗注》序篇。上述诸例说明,阮诗工于比兴象征,还源于其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大胆继承和发扬光大,这是一位有识之士在文学创作上的大胆尝试。
三、精于用典
众所周知,典故是在神话或历史事件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当下事件、情状或环境的心理、语言和文化行为。在司马氏的高压政策下,阮籍怀才不遇,虽说“乱世之音怨且怒”《礼记��乐记》,但作为文化人的他,不得不凭借古人古事来隐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故其用典之多已成必然。这正如清��赵翼说:“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都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瓯北诗话》。
综上所述,阮诗之所以含蕴婉至,能做到“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由于时代的悲风苦雨敲击着诗人的琴弦,正如沈德潜曰:“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说诗啐语》,加之诗人:“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博览群籍,尤好《庄、》《老》”《晋书��阮籍传》,故其诗能收到蕴味无穷的艺术效果,产生永不衰竭的艺术生命力。
一、长于抒情
阮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非一时一地之作,是其一生政治感慨的记录。后人对之多有关注和评价,如:
钟嵘曰:“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诗品��上》。
王世贞曰:“阮公在《咏怀》,远近之间,遇境即际,兴穷即止,坐不著论宗佳耳”《艺苑巵言》。
陆时雍曰:“八十二首俱忧时闵乱”《诗镜》,《魏》。
张燮曰:“《咏怀》八十二章,拉首阳,拍湘累,悲繁华,怜夭折,深心辘轳,而故作求价语杂之,盖身不能维世,帮逃为惊世。广武之叹,苏门之啸,穷途之恸,综忧乐而横歌哭,夫亦不得已者乎”《增定阮步兵集序》。
王夫之曰:“步兵咏怀自是旷代绝作……且其托体之妙,或以自安,或以自悼,或标物外之旨,或寄疾邪之思……,不但当时雄猜之渠长,无可施其怨忌,且使千秋以还了无觅脚根处”《古诗评选》卷四。
沈德潜曰:“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古诗源》。
吴汝纶曰:“要其八十一章,决非一时之作,吾疑其总集平生所为诗,题为《咏怀》耳”《古诗钞》。
作为玄学家的阮籍,其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诗人“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文选》,故而“本有济世去”《晋书��阮籍传》的他,在人命危贱的时代,迫于司马氏集团的黑暗统治,其人生理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此,只有寄情老庄,将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满腔愤懑发而为咏怀诗,形成其为独特的抒情风格,其抒情意味极浓,各篇都有感而发。
二、工于比兴和象征
关于比兴和象征,袁行霈曰:“中国古典诗歌确实有寄托象征的传统,美人香草、春兰秋菊各有习惯的寓意。诗人有时不敢或不愿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明白说出,就用隐晦曲折的手法透露给读者。有时为了使诗歌含蓄蕴藉,也故意隐去真意,用其他事物来比兴。那些题为咏怀、咏史、感遇、感怀的作品,尤其多用这种手法”。从袁氏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阮诗工于比兴和象征,除了诗人对艺术境界的追求外,更多的是诗人别有所托。阮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上》,这也与其所处时代有关,他不满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作诗亦不便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这恐怕也是情理中事。王夫之评阮诗:“远绍《国风》,近出于《十九首》”《古诗评选》,陈祚明评曰:“公诗自学《离骚》,而后以为类《十九首》耳”《采菽堂古诗选》,严羽曰:“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沧浪诗话��诗评》,黄节曰:“若阮公之诗,则小雅之流也”《阮步兵咏怀诗注》序篇。上述诸例说明,阮诗工于比兴象征,还源于其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大胆继承和发扬光大,这是一位有识之士在文学创作上的大胆尝试。
三、精于用典
众所周知,典故是在神话或历史事件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当下事件、情状或环境的心理、语言和文化行为。在司马氏的高压政策下,阮籍怀才不遇,虽说“乱世之音怨且怒”《礼记��乐记》,但作为文化人的他,不得不凭借古人古事来隐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故其用典之多已成必然。这正如清��赵翼说:“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都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瓯北诗话》。
综上所述,阮诗之所以含蕴婉至,能做到“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由于时代的悲风苦雨敲击着诗人的琴弦,正如沈德潜曰:“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说诗啐语》,加之诗人:“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博览群籍,尤好《庄、》《老》”《晋书��阮籍传》,故其诗能收到蕴味无穷的艺术效果,产生永不衰竭的艺术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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