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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大同社会理想在我国社会思想史上有什么重要作用选自《礼记·礼运》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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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大同社会理想在我国社会思想史上有什么重要作用
选自《礼记·礼运》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选自《礼记·礼运》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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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和解析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征战不断,在这样的岁月里,人们自然更加向往和谐,希望战争停息,邦国和平安宁.孔子认为,这是礼崩乐坏、政治失序带来的恶果,他总结历史,反思现实,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形成了他的儒家理论学说.孔子希望重整社会秩序,恢复古代圣王之治,他对于社会政治的最终追求,就是他的“大同”社会理想.
有关孔子“大同”思想的记载见于《孔子家语》和《礼记》两书的《礼运》篇.以前,由于对《孔子家语》的记载心存怀疑,人们谈论孔子政治理想时往往依据《礼记》,其实,认真研究后不难发现,《礼记》的记载经过汉人整理改编的痕迹非常明显,相比之下,《孔子家语》的记载更为真实可靠.[2]据《孔子家语》,孔子关于“大同”理想的表述为: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是以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不闭.谓之大同.
孔子认为,“大同”是指的大道实行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天下是人们所公有的,选举贤能的人为政,人与人之间讲求诚信,和睦相处.所以人们不只亲爱自己的双亲,不只爱护自己的子女,使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够安享晚年,所有的壮年人都有用武之地,年老丧夫或丧妻及失去父母、残疾的人都得到很好供养.人们痛恨财物被丢弃在地上,被糟蹋浪费,但并不一定为自己所有;痛恨力气不出于自身,但并不一定为别人效命.因此阴谋诡计被遏制而不能施展,劫掠偷盗、叛逆犯上的事也不会发生,所以外出也不用关门闭户.
以前,人们不信《家语》,历来阐述孔子的社会理想都以《礼记》中的《礼运》篇为依据,致使孔子“大同”说的一段已经失去本真.在该篇中,与《礼记·礼运》相比,《孔子家语·礼运》更显古朴真实.孔子没有说到三皇五帝,也没有说到“小康”,那种以此来论证孔子主张回复到“原始共产主义”时代,认为孔子思想倒退的看法是不对的.孔子所理想的“大同”社会乃是指夏、商、周三代“圣王”时期,并不是指一般所认为的所谓“三皇五帝时”.孔子所说“大道之行”的时代具体是指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时期,在孔子看来,三代“圣王”之后,就是“大道既隐”的时期.
孔子认为,“大同”是曾经存在的社会,它存在于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时期.孔子认为,这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社会状态.“大同”的“同”,郑玄注《礼记·礼运》曰:“同,犹和也,平也.”郑玄以“和”、“平”释“同”非常正确,“大同”社会正是人类之间“和”的理想状态.据《论语·子路》,孔子还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此处的“同”是苟同、无原则的趋同,与“和”有别,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同”与“和”的矛盾,它只是说明“同”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和”而已.
孔子关于“大同”的论述中,处处都可以理解成为他在诠释或描述着一个“和谐”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圣道”大行,天下为公,社会管理者惟贤是举,选才任能;人与人之间平和相处,互相扶持;彼此没有争斗,各尽其力;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生活都能够得到保障,而且物尽其用,人人各尽所能,盗贼不作,夜不闭户.很显然,没有“和”,就没有这一切,人与人之间就不能相互扶持,就没有人人各得其所,就没有社会风气的井然有序.可以说,人人都希望生活在这样的和谐社会里.
孔子的大同理想是社会富足前提下的和谐,它与不少小国寡民的社会政治主张不同.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例如,道家所主张的便是小国寡民的模式,《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农家代表人物许行的理想是“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尉缭子》记载兵家任务尉缭的主张是“使民无私”,认为“民无私则天下为一家,而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墨子》记载墨家主张“各从事其所能”,“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吕氏春秋》则记载了杂家的均平主张,认为“公则天下平”.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是中国历代的追求,然而,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应当以物质财富对人们基本生活的满足为前提,而不能仅仅满足于片面的“公平”,只是共寒共饥不是真正的和谐.孔子的认识就是如此,他希望各尽其力,也希望“各从事其所能”,但他并不认同狭隘的“公平”,否则,“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就无从谈起.
孔子也曾经谈到“贫”与“寡”的问题.《论语·季氏》记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孔子相信,有封国、封地的人,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均平,注意安定.因为平均就不觉得贫穷,和睦就不觉得人少,安定就没有什幺危险.孔子所言,着眼于“有国有家者”,他们富有治理家、国的责任,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却未必肯定“寡”、“贫”,相反,孔子其实是否定“寡”、“贫”,因为他是以之作为参照,来说明“不均”、“不安”更为可怕.在孔子的论说逻辑中,“不均”与“不安”是互相联系的,“不均”往往会引发“不安”.孔子所说“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其中的“均平”是财产分配,要达到好的结局,一定要使各方处于“和”的状态,这样才能消弭动荡的根源,可见,“均平”原则其实是一个“和”的原则,以“均平”治国便是以“和”治国.
孔子的大同思想,追求的不是局部的和谐,而是整个社会的和谐,这一点十分重要.按照孔颖达《礼记·礼运》疏的解释:“‘是谓大同’者,率土皆然,故曰‘大同’.”孔子有家国天下的胸怀,由此,他的思想影响了无数的中国人.例如,晋代的陶渊明曾经虚构了一个世外桃园,他描述道:“林尽水源,便得一山……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陶渊明理想中的和谐社会,其中既有孔子思想的影子,也有道家的思想因素,显然,这种超脱虽有对美好生活的超然向往,而更多地透露了人们被世事所累时的逃避与解脱.
有关孔子“大同”思想的记载见于《孔子家语》和《礼记》两书的《礼运》篇.以前,由于对《孔子家语》的记载心存怀疑,人们谈论孔子政治理想时往往依据《礼记》,其实,认真研究后不难发现,《礼记》的记载经过汉人整理改编的痕迹非常明显,相比之下,《孔子家语》的记载更为真实可靠.[2]据《孔子家语》,孔子关于“大同”理想的表述为: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是以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不闭.谓之大同.
孔子认为,“大同”是指的大道实行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天下是人们所公有的,选举贤能的人为政,人与人之间讲求诚信,和睦相处.所以人们不只亲爱自己的双亲,不只爱护自己的子女,使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够安享晚年,所有的壮年人都有用武之地,年老丧夫或丧妻及失去父母、残疾的人都得到很好供养.人们痛恨财物被丢弃在地上,被糟蹋浪费,但并不一定为自己所有;痛恨力气不出于自身,但并不一定为别人效命.因此阴谋诡计被遏制而不能施展,劫掠偷盗、叛逆犯上的事也不会发生,所以外出也不用关门闭户.
以前,人们不信《家语》,历来阐述孔子的社会理想都以《礼记》中的《礼运》篇为依据,致使孔子“大同”说的一段已经失去本真.在该篇中,与《礼记·礼运》相比,《孔子家语·礼运》更显古朴真实.孔子没有说到三皇五帝,也没有说到“小康”,那种以此来论证孔子主张回复到“原始共产主义”时代,认为孔子思想倒退的看法是不对的.孔子所理想的“大同”社会乃是指夏、商、周三代“圣王”时期,并不是指一般所认为的所谓“三皇五帝时”.孔子所说“大道之行”的时代具体是指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时期,在孔子看来,三代“圣王”之后,就是“大道既隐”的时期.
孔子认为,“大同”是曾经存在的社会,它存在于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时期.孔子认为,这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社会状态.“大同”的“同”,郑玄注《礼记·礼运》曰:“同,犹和也,平也.”郑玄以“和”、“平”释“同”非常正确,“大同”社会正是人类之间“和”的理想状态.据《论语·子路》,孔子还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此处的“同”是苟同、无原则的趋同,与“和”有别,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同”与“和”的矛盾,它只是说明“同”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和”而已.
孔子关于“大同”的论述中,处处都可以理解成为他在诠释或描述着一个“和谐”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圣道”大行,天下为公,社会管理者惟贤是举,选才任能;人与人之间平和相处,互相扶持;彼此没有争斗,各尽其力;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生活都能够得到保障,而且物尽其用,人人各尽所能,盗贼不作,夜不闭户.很显然,没有“和”,就没有这一切,人与人之间就不能相互扶持,就没有人人各得其所,就没有社会风气的井然有序.可以说,人人都希望生活在这样的和谐社会里.
孔子的大同理想是社会富足前提下的和谐,它与不少小国寡民的社会政治主张不同.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例如,道家所主张的便是小国寡民的模式,《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农家代表人物许行的理想是“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尉缭子》记载兵家任务尉缭的主张是“使民无私”,认为“民无私则天下为一家,而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墨子》记载墨家主张“各从事其所能”,“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吕氏春秋》则记载了杂家的均平主张,认为“公则天下平”.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是中国历代的追求,然而,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应当以物质财富对人们基本生活的满足为前提,而不能仅仅满足于片面的“公平”,只是共寒共饥不是真正的和谐.孔子的认识就是如此,他希望各尽其力,也希望“各从事其所能”,但他并不认同狭隘的“公平”,否则,“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就无从谈起.
孔子也曾经谈到“贫”与“寡”的问题.《论语·季氏》记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孔子相信,有封国、封地的人,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均平,注意安定.因为平均就不觉得贫穷,和睦就不觉得人少,安定就没有什幺危险.孔子所言,着眼于“有国有家者”,他们富有治理家、国的责任,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却未必肯定“寡”、“贫”,相反,孔子其实是否定“寡”、“贫”,因为他是以之作为参照,来说明“不均”、“不安”更为可怕.在孔子的论说逻辑中,“不均”与“不安”是互相联系的,“不均”往往会引发“不安”.孔子所说“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其中的“均平”是财产分配,要达到好的结局,一定要使各方处于“和”的状态,这样才能消弭动荡的根源,可见,“均平”原则其实是一个“和”的原则,以“均平”治国便是以“和”治国.
孔子的大同思想,追求的不是局部的和谐,而是整个社会的和谐,这一点十分重要.按照孔颖达《礼记·礼运》疏的解释:“‘是谓大同’者,率土皆然,故曰‘大同’.”孔子有家国天下的胸怀,由此,他的思想影响了无数的中国人.例如,晋代的陶渊明曾经虚构了一个世外桃园,他描述道:“林尽水源,便得一山……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陶渊明理想中的和谐社会,其中既有孔子思想的影子,也有道家的思想因素,显然,这种超脱虽有对美好生活的超然向往,而更多地透露了人们被世事所累时的逃避与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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