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因为穷兵黩武耗尽了西汉的国力,汉武帝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Question

汉武帝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因为穷兵黩武耗尽了西汉的国力,汉武帝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Answer 1

汉武帝时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英雄时代,汉武帝也是创造显赫功业的历史英雄.近代学者夏曾佑在他的著作《中国古代史》中说,历代帝王,有的是“一朝之皇帝”,比如汉高祖,然而又“有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比如汉武帝.说汉武帝是“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是因为他确认的历史路径、开启的文化风气、创立的政治制度、拓定的国家疆土
,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都非常长久.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为《创造历史的汉武帝》一书作序时写道,历史人物的决定,可以“终乎在诸项可能之中抉择了演变的方向”.他说,“方向一旦定了,历史不能再回头,后人遂只有接受这个事实,再作下一步的抉择.”所谓汉武帝“功越百王”,“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就是因为他选择的“方向”对后世产生了规定性的作用,人们“只有接受这个事实”.而这“方向”的确定,是由一个个事件的发生和处理、一项项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表现出来的.汉武帝时代有许多重大的举措,都如同秦汉史研究大家劳干所说,体现出这位历史人物的“大智慧,大决断”.
1、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是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汉武帝贬抑黄老刑名等百家言,起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齐鲁儒学之士纷纷西行,进入执政集团上层.儒学学者在文化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结束,中国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是和以“汉”为标号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大体同步的.现在总结汉武帝时代思想文化的格局,多使用“独尊儒术”的说法,其实,这种表述方式出现较晚,不能准确地反映历史真实.当时最高执政集团的统治方略,其实是“霸王道杂之”.即使对汉武帝决策多所谘议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终生也未能真正显达.宋人诗句“追惜汉武世,仲舒道硗确”,描绘了历史的这一侧面.
2、兴太学,是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接受董仲舒的献策,采用公孙弘的方案,创建了太学,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官立学校于是出现.太学虽然起初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50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进步的方向.太学生的数量逐渐增多,汉平帝时已经多达数千人,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一次就兴造校舍“万区”.太学的兴立,进一步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贵族官僚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参与行政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3、削藩事业不通过战争形式而达到目的,被公认为汉武帝政治成功的典型实例.汉武帝颁布“推恩令”,收到了“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的效用.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事件发生后,汉武帝用严酷手段肃清其宾客党羽,又颁布“左官律”和“附益之法”,以此控制人才流向,压抑诸侯王属下官吏的地位.此后,诸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参与政事,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
4、察举制的确立,在中国选官制度史上有特殊的意义.汉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诏令“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6年之后,又下诏策试贤良.特别是在这一年,明确规定了郡国必须选举的人数.察举制的施行改变了世官制的传统,劳干因此指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
5、出击匈奴,是汉武帝最大胆的决策.他克服各种困难,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由于对战争主动权的牢固把握,这一战争后来又具有了征服匈奴的性质.汉武帝以军事胜利为条件实现了汉帝国的疆域扩张,使得南越归服,朝鲜置郡,夜郎入朝,匈奴北遁.而北边军事形势的改变,使西北地区的开发也进入了新的纪元,打通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往的通路.正如秦汉史专家张维华在《论汉武帝》一书中所指出的,这一举措“不仅对于中国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即对于整个东方的历史,亦具有重大意义”.西北方向的长期作战,使社会承受了沉重的负担,据说一时“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对“武皇开边”的批评,历来音声响亮.唐人有“贰师骨恨千夫壮,李广魂飞一剑长”,“谁知汉武轻中国,闲夺天山草木荒”的诗句.宋人诗作亦谓“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但是清代学者赵翼说,“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近世也多有学者肯定这种“缔造中国疆域之伟绩”.
6、统一货币,官营盐铁,推行均输和平准制度,以及强化重农抑商政策等,作为汉武帝推行的经济政策,使西汉帝国的经济基础得以空前强固.以币制的确定为例,其合理性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五铢钱法,轻重适中,自后以迄清末,铸钱莫能出于五铢标准之外.”
7、轮台诏的颁布,是汉武帝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亮点.汉武帝晚年,曾经指使酷吏清查“巫蛊”,导致数万人冤死的空前大狱,这就是西汉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处理“巫蛊”一案的官员在宫中“掘蛊”,利用汉武帝和太子刘据的政策分歧,甚至直接冲犯皇后和太子.刘据无以自明,举兵反抗.汉武帝亲自指挥镇压,双方在长安城中大战五日,死者数万.刘据失败后出城逃亡,因追捕而自杀.事变之后,“巫蛊”冤情逐渐显现于世,汉武帝内心有所悔悟.他命令一一处置迫害太子事中立功受封者,在刘据去世的地方筑作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示哀念.汉武帝又认真反思刘据政治主张的利弊得失,利用汉王朝西域远征军战事失利的时机,开始了基本政策的转变.他公开承认：“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又向臣民宣布,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统统予以罢除!他在正式颁布的被誉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诏中,深陈既往之悔,否定了将西域战争继续升级的计划,表示当今政事,首要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决意把行政重心转移到和平生产方面来.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思富养民”的决心.后来的“昭宣中兴”,因此奠定了基础.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此写道,汉武帝有种种过失,“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而,“秦以之亡,汉以之兴”,是因为汉武帝能够“晚而改过”,及时扭转了局势,“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我们在认识汉武帝的业绩时,首先应当明确,对于其成功的肯定,不能忽略专制政治的背景.对于这种成功的历史分析应当是具体的,如果一味堆砌“伟人和天才”,“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真正的太阳之皇、圣武大帝”这样的颂词,不仅无益于准确地说明历史真实,也不免回复帝制社会臣民奴性心理之嫌.汉武帝虽然史称“雄才大略”,但善政的背面多有祸民的事实.而神仙迷信和长生追求,也留下千古笑柄.清末民初的民主志士易白沙曾经著《帝王春秋》,“举吾国数千年残贼百姓之元凶大恶,表而出之,探其病源”,所列诸种罪恶中,“弱民”、“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等,汉武帝均不能免.有的人说,回顾汉武帝的功业,可以振奋民族精神.我们应当明了,现今应当振奋的是鲁迅曾经热情称颂的当时那种“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的精神,借用西汉人的表述习惯,即表现出“奋疾”、“驰骛”、“奔扬”风格的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而必须与民族沙文意识和军事霸权主义划清界限.和汉武帝的功业有关,西汉人形成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烈的国家意识,但是汉武帝本人的民族情结,其实却并不狭隘.比如金日磾的信用,就是明显的例子.劳干写道,“旧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天下向风,共钦华化,而金氏亦历世为汉忠臣,虽改朝而不变.”这样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