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周传家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

Question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例如，他研究戏曲，便要结合文献资料、各地戏曲样本等“器”，来深入研究其发展规律以及探明其前因后果。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叩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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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借鉴了中西诗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___
A．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一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对国故、旧史都有研究和创新。
B．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C．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D．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E．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

Answer 1

（1）此题考查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能力．解答此题，可根据对文本内容的感知与理解，将选项带入文本进行比较分析，C项“观点一致”于文中无据．A项“对国故、旧史有着研究和创新”不是其原因，只是原因之一．D项“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并非作者观点．
（2）题干问的是“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本题考查语句含义．“道”和“器”是中国古代的一对哲学范畴．“道”是无形 象的，含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器”是有形象的，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文本中说王国维“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治戏曲史“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结合“道”“器”的概念，即可得出本题答案．
（3）此题考查探究人物精神的探究能力．解答此题，要抓住题干的限制性词语“治学”，然后联系文本中有关王国维在治学方面的情感态度的语段，然后根据语段描述，筛选相关语句提炼性的概括作答．例如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体现出了王国维的敢于怀疑的精神．以此类推，再从良知担当、科学严谨等方面分析作答即可．
（4）此题考查学生对文本的某种特色作深度的思考和判断，探究文本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的能力．这是一道探究题，解答此题，应根据对文本内容的感知与理解，从文本中找到与王国维在治学方面相关的语段，然后从中筛选出属于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独到的方法，并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出来或直接提取作为答案．例如，主张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可概括为道器结合；以此类推，再从坚持了历史的观点、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的手段等角度阐述即可．
答案：
（1）选E 给3 分，选B 给2 分，选A 给1 分；选C、 D 不给分．
（2）①道”指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和规律（事物变迁之迹与其因果）．②“器”指文化现象（史料）．③“道器合一”指通过文化表象探索文化发展的脉络和规律，又用文化发展的脉络和规律证实文化表象（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每点2分）
（3）①良知担当：在危急关头，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②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他试图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③科学严谨：他治学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重证据，重事实．（每点2分）
（4）①坚持了历史的观点：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②道器结合：主张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③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的手段：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④吸收了西学逻辑推演的方法．（每点2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