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蝗虫的诗一首,并解释整首诗的含义.短一点的

Question

关于蝗虫的诗一首,并解释整首诗的含义.
短一点的

Answer 1

君王有意诛骄虏,椎破铜山铸铜虎.
联翩三十七将军,走马西来各开府.
南山伐木作车轴,东海取鼍漫战鼓.
汗流奔走谁敢后,恐乏军兴污质斧.
保甲连村团未遍,方田讼牒纷如雨.
尔来手实降新书,抉剔根株穷脉缕.
诏书恻怛信深厚,吏能浅薄空劳苦.
平生学问止流俗,众里笙竽谁比数.
忽令独奏凤将雏,仓卒欲吹那得谱.
况复连年苦饥馑,剥啮草木啖泥土.
今年雨雪颇应时,又报蝗虫生翅股.
忧来洗盏欲强醉,寂寞虚斋卧空AA8.
公厨十日不生烟, 更望红裙踏筵舞.
故人屡寄山中信,只有当归无别语.
方将雀鼠偷太仓,未肯衣冠挂神武.
吴兴丈人真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补.
自従四方冠盖闹,归作二浙湖山主.
高踪已自杂渔钓,大隐何曾弃簪组.
去年相従殊未足,问道已许谈其粗.
逝将弃官往卒业,俗缘未尽那得睹.
公家只在霅溪上,上有白云如白羽.
应怜进退苦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评论|赞同02013-05-06 10:31lxylanhe|三级刘孝叔即刘述,湖州吴兴（今属浙江）人.熙宁（1068-1077）初期任侍御史,弹劾王安石“轻易宪度”,出知江州,不久提举崇禧观.苏轼所谓“白简（弹劾官员的奏章）威犹凛,青山兴已多”（《刘孝叔会虎丘》）即指此事.1074年（熙宁七年）,苏轼赴密州任途中与刘孝叔等六人会于吴兴,著名词人张先作“六客词”,成为文坛佳话.1075年（熙宁八年）四月十一日苏轼作此诗,对王安石变法作了相当尖锐的讥刺,并抒发了自己在仕途上进退维谷之情.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1074年（熙宁七年）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扬子鳄）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聚集.“团未遍”,指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指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指手实法,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搜求挑取）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1069年（熙宁二年）,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凤将雏》是汉代乐曲名.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比数”指相提并论）；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逝”通“誓”,表示决心之词）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初祖”指初传禅宗至中国的达摩.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