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关于人的生死观（节选）人类何时才具有理性的生死观？依我看，这主要决定于两项因素：一是，依靠文明程度的逐渐提高，特别对自然界现象有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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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

关于人的生死观（节选）

人类何时才具有理性的生死观？依我看，这主要决定于两项因素：一是，依靠文明程度的逐渐提高，特别对自然界现象有超脱蒙昧的认识，也就是有某种朴素科学观念的产生；其次，积长期的生活经验，对人生苦难有进一步的认识，开始懂得人之生老病死本无可避免，人间的真苦难在于社会不公，贫富悬殊，一部分人统治、压迫、剥削另一部分人，人和人之间展开对于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争夺愈演愈烈，成为社会常态。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人深深地感觉到，人活着所遭受的不幸和苦难甚至比死亡还要难受、还要可怕、还更令人屈辱。这实在是生不如死。

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死观自然而然要发生变化。中国到了周朝就起了一个大变化。周朝时提出“远鬼神、重人事”的治国方针。所谓重人事，就是将处理社会关系、重新确立新的宗法秩序、制定用于统治的“礼”摆在第一位，万事“礼”为首，人生的第一要义是遵礼守法，安份守己。尊天是必要的，但天命不足恃；鬼神也是要敬的，但办事不能只靠占卜问卦。人的苦难并非由天造成，实人自为之。夏日炎炎，冬夜严寒，“人生百岁，必归其居(就是说，不可避免地要归于死亡)”。相传姜太公有一本《家教》流传于世，其中有这样几句话：“罗网之鸟，悔不高飞；吞钓之鱼，恨不忍饥；人生误计，恨不三思；祸将及至，恨不忍之。”这就是说，人之招灾咎由自取，非“天命”使然。万事皆在人为，就是“天命”亦可抗争。

中国五千年漫长的历史，虽有各种迷信观念盛行，但本土宗教意识淡薄，凡宗教都在政府当局控制之下(或被其利用)，这是很了不起的。对此，有周一代功不可没。后世的人仍念念不忘此理，如宋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说道:“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从春秋战国时代即先秦及其以后，由于时代的进步，社会斗争加剧并趋于激烈，人类的知识积累多了，自觉性也增强了，于是人对生命的理性思考大进一步，开始形成各种各样的生命哲学。这里不必细说，只略提以下三种：

一是儒家的生死观。儒家思想在中国是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它继承并发展了周代的“重人事”的主张，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也就是要珍惜生命，生尽其用，有所作为，建功立业。人虽终有一死，但若能“立功”、“立德”、“立言”，就可以做到“三不朽”。所以，总的说，儒家的生命哲学是相当积极的。

再就是道家的生死观。道家和儒家不同，不主张“人为”，而主张一切顺其自然——“道法自然”。人要做到“无为”、“无事”、“无欲”，天下才会太平，国家才能治好。老子说过一句话：“死而不亡者寿”。这里将死、亡两字分开，赋予不同的含义，所谓“不亡者”即相同于“不朽者”，人虽死而其名其功业长存于世，这才是长寿者。这和儒家的“三不朽”思想颇相似。然而，道家对生死的“无常”、生命的短暂，也发出过无奈的感慨，如庄子所说：“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接下来就是宗教的生死观了。在中国主要就是道教和佛教。道教奉老子为教主，实际上，它是继承中国人古已有之的求长生的欲望。“求长生”、“求仙”固然不能成真，但道教所创造的一套养生健身之术，有些如太极拳、练剑等倒颇有益于人的健康。佛教在中国的传布使灵魂之说大为盛行。佛教不承认生命“常住论”，也不承认生命“断灭论”，而提出一种所谓“因缘和合”的流动生命观(后来演化为“轮回论”)。等到传入中国，大乘代小乘而兴（大乘以救世利他为宗旨，小乘以修身自利为宗旨），人死要投胎转世轮回之说深入人心(这和佛教的“业力说”和“中阴身”说亦有关)。此外，又掺入了中国的许多迷信观念，于是相对于人间世界，便又创造出一个灵魂世界来。

（选自2007年第20期《新华文摘·关于人的生死观》有删节）

1、根据文意，以下说法正确的两项是（）（）

A.周朝的生死观认为，人生的第一要义是遵礼守法，安分守己，听天由命。

B.“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欧阳修的这句话也是周代生死观的体现。

C.道家主张道法自然，一切顺其自然，只有尊重天命、敬鬼神，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D.道家的老子被道教奉为教主，所以道教的的生死观和道家生死观是同宗同源的。

E.道教以“求长生”、“求仙”为目的，有违生命规律，但是道教的一套养生健身之术也有益于人的健康。

F.在中国，宗教生死观的主要内容是道教生死观和佛教生死观，中国佛教提出的是一种“因缘和合”的流动生命观。

2、下列关于生死观发展变化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人类文明程度的逐步提高，产生了某种朴素科学观念，这是理性生死观的形成的一个因素。

B.积于长期的生活经验以及社会的不公，使人们深深感觉到人活着所遭受的不幸和苦难甚至比死亡还要难受、还要可怕、还更令人屈辱，这些想法促进了生死观的发展。

C.周朝时提出“远鬼神、重人事”的治国方针，标志着中国生死观的一次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