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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契诃夫
被列夫·托尔斯泰誉为“俄国散文的普希金”——伟大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和戏剧家安东·契诃夫离开这个世纪已逾百年了。在那个他痛感“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的年代，死于肺结核的契诃夫，年仅44岁！他在逝世前赶写出的话剧《樱桃园》由他的夫人克尼碧尔首演于莫斯科，半年后契诃夫离开人世。
现在还有人读契诃夫的小说吗？还有多少人能感受到这样一位有着独立思想、同情下层劳动人民、鞭挞黑暗专制制度、创作态度极为严肃的知识分子作家的价值？据说，如今的俄罗斯似乎已经不太有人提起契诃夫了。在中国，如果不是中学课本收进了他的经典作品《变色龙》、《万卡》、《套中人》，还会有人去感受契诃夫对人民疾苦的强烈同情的炽热情感吗？普希金说过：“我的无法收买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契诃夫也一样，他的声音其实是那个黑暗年代发出的最明亮的光芒。
契诃夫出身于商人家庭，后来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他本可以成为一个举止优雅和收入丰厚的医生。但是他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从中学时代他就接受了民主主义的影响，从20岁起从事文学创作。他已不满足为最黑暗、最愚昧的农奴制俄国的人民诊疗肉体上的疾病。
契诃夫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完全抛弃了商人之家的市侩气，自觉的将自己与人民联系在一起。他的名言是：“如果我是个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之中。”初登文坛的契诃夫也曾写过不少幽默轻松的搞笑小品，但他最终抛弃了这种无聊的创作。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开始用文学抨击专制、剥削对下层劳动人民所带来的榨取、痛苦和磨难，并且在《柔弱的人》中，已闪烁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光芒。对最黑暗制度下的贫困群体，揭示他们的苦难和痛苦，应该是契诃夫小说的最伟大的成就，他的《苦恼》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他内心真正的把揭示人民的苦难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难怪英国女作家曼斯菲尔德宣称，她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一篇契诃夫的《苦恼》！
19世纪末的俄国处于农奴制的黑暗年代，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往往麻木不仁，寻求精神麻醉（《第六病室》），要么被颓唐的社会腐蚀成以赚钱为最高追求的吸血者（《约内奇》），要么竟与压迫人民的统治者同流合污成为帮凶（《套中人》）。只有契诃夫在不倦的探索着知识分子自身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维系着知识分子良知的防线，同时用他那支犀利的笔剖析着伪知识分子的庸俗、伪善与丑恶。
人类良知的火炬还会再像契诃夫手里那样高擎而熊熊燃烧吗？契诃夫的名言何等掷地有声：“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给人销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垃圾文学、帮闲小品、无病呻吟的伪文化和洋奴艺术，甚至连西方社会也不屑一顾的腐朽艺术、颓废文化，在今天的商品消费文化时代泛滥成灾。这，难道不应该在纪念契诃夫的同时引起人们的反思吗？我们现在一些所谓媒体极力炒作的“文学”之类离现实相差甚远，鲜有深刻的、真正能反映占我们人口大多数劳动人民生存境遇的现实主义作品问世。仅举一例，我国目前长篇小说年产竟达千余部，几乎相当于世界各国之总和，可真正的优秀作品能有几何？！呼吁大家和巨著出现，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是无济于事的。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过：“思想形成人的伟大。”契诃夫在痛苦的创作历程中，不会去与出版商讨论版税的比例；他在抨击专制社会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压榨和欺侮时，不会去想到炒作、包装和拉选票；他在以文学的方式关怀社会时，不会想到名车别墅、醇酒妇人，而仅仅是自觉履行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作家的良知。
尽管契诃夫生前没有看到他所憎恶的社会制度的灭亡，但这并不妨碍他的理想与良知通过其伟大的作品留传久远，影响着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们为社会的不断进步、美好而荜路蓝缕，这是一条艰难的布满荆棘的崎岖之路，唯其如此，才更成为我们在今天重申勿忘契诃夫的意义所在。
契诃夫墓前的芳草已萋萋百余年，但他的精神、人格和不朽的作品却将永远郁郁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