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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学者的人间情怀(陈平原)中国传统士大夫追求内圣外王,做官是正途。只有做官,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才可能实现,故读书人很少满足于单纯的“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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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学者的人间情怀      (陈平原)
中国传统士大夫追求内圣外王,做官是正途。只有做官,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才可能实现,故读书人很少满足于单纯的“清议”。民国以来,一方面是仕途不大顺利(科举制度已被废除),一方面是西方政治思想的输入,不少读书人不再以做官为唯一出路,而是发展其文化批判性格(近乎“清议”)。当官的固然看不起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看不起当官的,起码表面上形成了两种读书人间的对峙。清流们将政治视为肮脏的勾当,将学者文人的从政称为“堕落”,其结果只能人为地扩大政治权威与知识集团的距离。我主张有能力有兴趣的读书人不妨从政,只是不该顶着“管理教授”或“管理研究员”的头衔,那显得对“政治”缺乏诚意和自信。读书人从政,切忌“犹抱琵琶半遮面”,那样必然一事无成。
相对来说,知识者比较容易认同或欣赏学者(述学)和舆论家(文化批判)的角色。但这两者也自有其困境。本世纪初到抗战以前,好多知识分子自办报刊书局,形成了一种制约政府影响决策的舆论力量。从事这一活动的知识者,主要起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的作用,如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还有办《京报》的邵飘萍、办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力主教育救国的陶行知等,也属这一行列。这些“舆论家”(借用胡适的概念),可能并非专门学者,也不从事直接的政治运作,而是以民间的文化人身份对社会发言,形成一种独立的力量。
其实,从政或议政的知识者的命运,并非我关注的重心;我常想的是,选择“述学”的知识者,如何既保持其人间情怀,又发挥其专业特长。我的想法说来很简单,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次是保持人间情怀——前者是学者风范,后者是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公民)本色。两者并行不悖,又不能互相混淆。这里有几个假设:一、在实际生活中,有可能做到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二、作为学者,可以关心也可以不关心政治;三、学者之关心政治,主要体现一种人间情怀而不是社会责任。相对来说,自然科学家和意识形态色彩不太明显的学科的专家,比较容易做到这一点,比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语言学家乔姆斯基都是既述学又议政,两者各自独立互不相扰。可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就比较难以做到这一点。
政治家要求学术为政治服务,这可以理解;有趣的是,中国学者也对“脱离政治”的学术不大热心,即便从事也都颇有负罪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倡“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的人格”,可任公先生首先自己就做不到这一点。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并非只是受制于启蒙与救亡的冲突,更深深根植于中国学术传统。作为学者,其著述倘若无关世用,连自己都于心不安。东林党人的“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写照,难怪其对无关兴亡的纯粹知识普遍不感兴趣。在已经充分专业化的西方社会,知识分子追求学术的文化批判功能;而在中国,肯定专业化趋势,严格区分政治与学术,才有可能摆脱“借学术谈政治”的困境。
当然,我个人更倾向于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我不谈学者的“社会责任”或“政治意识”,而是“人间情怀”,基于如下考虑:首先,作为专门学者,对现实政治斗争采取关注而非直接介入的态度。并非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是承认政治运作的复杂性。读书人倘若过高估计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除非不问政,否则开口即露导师心态。那很容易流于为抗议而抗议,或者语不惊人死不休。其次,万一我议政,那也只不过是保持古代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而不是社会交给的“责任”。也许我没有独立的见解,为了这“责任”我得编出一套自己也不大相信的政治纲领;也许我不想介入某一政治活动,为了这“责任”我不能坐视不管……如此冠冕堂皇的“社会责任”,实在误人误己。再次,“明星学者”的专业特长在政治活动中往往毫无用处——这是两种不同的游戏,没必要硬给自己戴高帽。因此,读书人应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而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若如是,则幸甚。         
(1991年4月中旬(初刊《读书》1993年5期))
小题1:下列说法中不符合文意的两项是(     )(5分)
A.民国以来,读书人不再以做官为唯一出路,主要是为了发展其文化批判性格。
B.五四时期,鲁迅、胡适等知识者以民间的文化人身份对社会发言,起到了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的作用。
C.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既能保持其人间情怀,又能发挥其专业特长。
D.梁启超提出了“为学术而学术”,可是他自己也做不到这一点,主要原因还是受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制约。
E. 西方知识分子追求学术的文化批判功能,原因是西方社会的充分专业化。
小题2:根据文意,下列行为没有体现学者的人间情怀的一项是(  )(3分)
A.《史记》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
B.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C.出于对道德沦丧、教化不行的社会文化现象的不满,朱熹认为必须行其“政教”,于是写成《四书章句集注》一书。
D.阎若璩二十岁读《尚书》,发现古文尚书有可疑之处,遂穷三十余年的研究考证,写成《尚书古文疏证》八卷。
小题3:从全文看,作者对“读书人从政”的态度是什么?(4分)
小题4:本文题目是“学者的人间情怀”,请通读全文,概括“人间情怀”的含意(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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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和解析
小题1:AD小题1:D小题1:(1)有能力有兴趣的读书人不妨从政。读书人从政不要遮遮掩掩,不要有太多的虚头衔。(2)更倾向于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每点2分,满分4分)小题1:(1)对现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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