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的流传史一直都和人类的交往史紧密相连。引发传染病的病原体随着人类活动而传播，又反过来影响人类活动。而人类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史，同时也成为病原体实现全球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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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的流传史一直都和人类的交往史紧密相连。引发传染病的病原体随着人类活动而传播，又反过来影响人类活动。而人类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史，同时也成为病原体实现全球瘟疫“一体化”的历史。这种历史现象，与人类生存的大环境和小环境紧密相关。其中大环境指人类在大范围内的交往行为，它是关系到一般传染病能否从一个族群传播到另一个族群，并形成跨地区转移进而发展成为大规模烈性传染病——瘟疫的基本因素。小环境则指特定族群在特定地区的居住环境、生活方式和医疗条件等，它是关系到传染病最终是否可以发生，或者说病原体能否成功在人群之间传播的基本因素。

从人类的起源到约1万年前，人们散居各地，谋生的手段主要是采集果实，间或以狩猎作为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人与动物、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接触机会都比较少，故而传染病也较少发生。但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人们逐渐定居下来，并实现了对多种动物的驯养，也使得后者身上的病原体成功侵入人体，其中一些从此还在人体内安家落户，成为典型的人类疾病。而对人类来说，几乎所有的传染病都源自动物携带的病原体。而人类在驯养动物的同时，也开垦耕地、种植作物，从而也拉开了人与病原体之间大规模生存斗争的序幕。

从公元前5000年左右到19世纪中叶，人类社会和病原体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且病原体似乎始终占据着上风。病原体之所以得以肆虐，还要归功于大环境因素。大规模的对外作战是将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的最主要方式，也是病原体开疆辟土的最佳途径。此外，不间断的土地垦殖使自然生态受到破坏，一些新兴的传染病也可能随之发作，而日益频繁的对外贸易也在瘟疫的流传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如法国史学家拉杜里所言，这些条件使得全球瘟疫“一体化”。

19世纪中叶开始，细菌学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医学思想上的革命，一种又一种病原体在显微镜下现身，人们逐渐掌握了传染病的传播机制，并有意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其中，大环境中的检疫制度与小环境中的隔离措施有力遏制了瘟疫的传播，而疫苗和抗生素的研发则为人类增加了一套“人造”免疫系统。

20世纪以来，随着交通工具不断地更新换代，地球逐渐“村庄化”，但人口的流动特别是长距离的流动却渐趋规范化，这使得大环境在加快了病原体传播速度的同时，却有效控制了它们的传播途径。而对于小环境来说，人们的居住环境更加整洁，卫生设施愈发健全，清除了许多病原体的聚集死角。随着这一系列公共卫生体制的不断健全，鼠疫、天花、霍乱等传统传染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这绝不意味着人类对病原体的胜利。当人类的免疫系统和医疗水平可以有效控制传统病原体时，后者往往以变体的形式进行反击，如在1918—1919年间，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世界性大瘟疫，导致了1500万到2000万人的死亡。而这一瘟疫便是由特定恶性流感族群的演化所导致，这种演化后的流感病毒，正是甲型H₁ N₁ 流感病毒的一种变体。西班牙流感爆发90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处在甲型H₁ N₁ 流感病毒变体的威胁之下。

（摘编自李化成《世界史上的环境和瘟疫》）

1.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驯养动物是人类疾病产生的根源。

B．大规模的对外作战和日益频繁的对外贸易，使地球逐渐“村庄化”，为病原体实现全球瘟疫“一体化”创造了重要条件。

显微镜的使用是人类防控传染病的基本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