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生平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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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生平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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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不满于当时的某些乐府诗“不能足新词以度曲”(《董氏武陵集纪》)的倾向，而比较重视诗歌的音乐美。他努力掌握民歌曲调,学唱《竹枝词》,使“听者愁绝”(白居易《忆梦得》诗自注)。他的七言乐府小诗吸取了民歌曲调的优点,音调浏亮，节奏鲜明,“播在乐章”(《刘宾客文集》卷二七自注)。近人刘师培称之为“七言绝句之变调”（《论文杂记》），为绝句平添一格。他的律、绝、古诗,大都写得流畅自然,犹如孤桐朗玉,自有天律。即使像《平蔡州》一类古体,也具有民歌的音乐美。清翁方纲誉之为“以《竹枝》歌谣之调，而造老杜诗史之地位”（《石洲诗话》）。其他如六言诗《答乐天临都驿见赠》、《再赠乐天》，新体诗如《潇湘神》、《醉答乐天》、《叹水别白二十二》、《同留守王仆射各赋春中一物从一韵至七》等，句式、节奏、用韵都与律诗不同，逐渐向长短句演变。后两首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言诗，显然受到李白三五七言诗的启发而又有所创新。这些句式长短不齐的新体诗,较之整齐划一的律诗更适合于配乐歌唱。刘禹锡另有《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两首，说明按照《忆江南》的曲调来填词。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依曲填词的最早记录。明代胡震亨说刘诗“语语可歌”(《唐音癸签》)，基本上符合事实。 刘禹锡诗歌的这些特点，与崇尚风骨、讲究音乐美的盛唐诗风比较接近。前人有从整体上指出这一点的,如宋代蔡□说:“刘梦得诗典则既高,滋味亦厚。”（《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西清诗话》）明代胡应麟说:“梦得骨力豪劲。”（《诗薮·内编》）明代周履靖则直说刘诗“祖风骚，宗盛唐”（《骚坛秘语》）。翁方纲是从七言绝句这一体上指出这一点的，他说：“中唐六七十年之间”，“堪与盛唐方驾者，独刘梦得、李君虞两家之七绝。”(《石洲诗话》)方东树则举出具体篇章，说刘禹锡《石头城》诗“亦堪接武”盛唐(《昭昧詹言》)。 刘禹锡的诗歌在唐代流传极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京口（今江苏镇江）、襄阳、吴兴一带，民间传唱不绝(《旧唐书·刘禹锡传》、温庭筠《秘书刘尚书挽歌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三)。后世文人从不同的方面向刘禹锡学习而各有所得。他的《竹枝词》后世继作者颇多。苏轼也写过《竹枝词》，但他主要学习刘诗的讽刺艺术，因此他的诗“多怨刺”（《后山诗话》）。苏辙则喜欢刘禹锡诗的“用意深远,有曲折处”(《宋诗话辑佚·童蒙诗训》)。王安石“七律似梦得”(《昭昧詹言》),徐渭、袁宏道的七绝“无不以梦得为活谱”(《姜斋诗话》)。刘禹锡关于诗中用字须有来历的主张,后来为江西诗派所利用。黄庭坚、陈师道标榜脱胎换骨，往往把刘禹锡的名作佳句“点化”为己诗（《诗人玉屑》和任渊《山谷诗集注》、《后山诗注》等）。刘禹锡的一部分内容平常而技巧较高的酬答诗，也为江西诗派所取法。 散文创作 刘禹锡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从事古文写作的时间比较早，贞元十年就鄙弃“沉溺于浮华”的骈体文，明确提出文章应该是“见志之具”（《献权舍人书》）。后又进一步指出，“文非空言”，“文之细大视道之行止”(《唐故相国李公集纪》)，并强调“文章之用”（《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这些观点，与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理论是一致的。李翱曾说：“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刘禹锡把这句话援引入自己文章，表明他同意这一观点。宋代谢采伯对刘禹锡在古文运动中的历史地位评价比较公允，说：“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柳倡其端，刘、白继其轨。”（《密斋笔记》） 刘禹锡的文章以论说文成就为最大。一是专题性的论文，论述范围包括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方面。哲学论文如《天论》三篇,论述了天的物质性,指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并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论文如《答饶州元使君书》、《论书》、《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都征引丰富,推理缜密，巧丽渊博，雄健晓畅。二是杂文。一般因事立题，有感而发，如《因论》七篇；也有的是“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如《华佗论》、《辩迹论》、《明贽论》等。这些作品，短小精悍，隐微深切。或借题发挥，针砭现实；或托古讽今，抨击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刘禹锡认为自己所长在“论”，韩愈所长在“笔”（《祭韩吏部文》），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论文的重视。刘禹锡的散文，与他的诗歌一样，辞藻美丽，题旨隐微。柳宗元说他“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为深中肯綮的评价。 本集和校勘版本 刘禹锡在元和十三年曾自编其著述为“四十通”，又删取四分之一为“集略”。这是最早的刘禹锡集和选本，今都不传。元代方回说：“梦得诗句句精绝，其诗曾自删选。”(《瀛奎律髓》)或曾见到刘禹锡自定的选本。《新唐书·艺文志》载《刘禹锡集》40卷。宋初亡佚10卷。宋敏求搜集遗佚，辑为《外集》10卷，但仍有遗漏。 现存刘禹锡集古本主要有三种：①清代避暑山庄旧藏宋绍兴八年(1138)董□刻本,题为《刘宾客文集》,属小字本，今有徐鸿宝影印本。又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据董本重刻，称“浙本”。明清以来通行的刻本，基本上属于这个系统。②日本平安福井氏崇兰馆所藏宋刻本，题为《刘梦得文集》,属蜀大字本,今有董康影印本、商务印书馆缩印本。③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残本《刘梦得文集》一至四卷，建安坊刻本。明、清两代的毛晋、惠栋、何焯、冯浩、黄丕烈等人曾对刘禹锡集作过初步的校勘工作,但多数是抄本,流传不广。现通行刘禹锡集版本：《四部丛刊》本《刘梦得文集》，《四部备要》本《刘宾客文集》，《丛书集成》本《刘宾客文集》。此外，尚有校点本《刘禹锡集》。 刘禹锡的生平事迹，见于新、旧《唐书》本传，唐韦绚编《刘宾客嘉话录》（一称《刘公嘉话录》），记录了刘禹锡晚年有关创作、学问等方面的谈话，颇具资料价值。今人卞孝萱著有《刘禹锡年谱》，对刘禹锡的生平和各种史料多有考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