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良、范增是两个什么样的人物？他们在“鸿门宴”中处于什么地位？2．在鸿门宴上表现了项羽和刘邦各自怎样的性格特点？3．应

Question

1．张良、范增是两个什么样的人物？他们在“鸿门宴”中处于什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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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鸿门宴上表现了项羽和刘邦各自怎样的性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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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该怎样评价项羽或刘邦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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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良说：“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项伯则说：“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请联系课文说说古人心目中的“义”可作什么样的解释，我们应当如何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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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1

　　1．张良是刘邦的主要谋士，他多谋善断，精通韬略，临变不惊，处事有方。是他为刘邦定下了“韬晦之计”，以“不敢倍德”、无意于称王蒙蔽项伯，欺骗楚王，终于化险为夷。是他为刘邦作了精心的部署、周密的准备，从而赢得了斗争的胜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良不像范增那样妄自尊大。他认为刘邦称王不是时候，很不讲策略，但并不明确否定，只是问了一句：“谁为大王为此计者？”他认为不可以以武力与项羽相斗，也只是委婉地探询：“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刘邦远不像项羽那样自信，张良却仍然处处留心，始终把自己放在谋臣的位置上。这是刘邦对他绝对信任的关键。可以说张良是“鸿门宴”这一事件的总导演。

　　范增是项羽的主要谋士，项羽称为“亚父”，可见其地位不同寻常。他的政治观察力，他的才智谋略绝不逊于张良，但他对项羽，尤其是对项羽的妄自尊大，并不完全了解，他以命令的口吻要项羽攻打刘邦：“急击勿失”，他在席上“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要项羽按既定方案办。他擅自布置项庄舞剑，已经造成欲取项羽而代之的客观影响，但他既不知人，也不知己，这是范增的致命弱点。他与张良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鸿门宴”这场斗争可以说是张良与范增的斗智。对整个事件的演变，两人举足轻重，可谓关键人物。但是，两人毕竟只是谋臣，唱主角的是双方的决策者，即项羽和刘邦。

　　2．鸿门宴名为宴会，实为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刘邦、项羽的性格被充分显现出来，预示了“楚汉战争”的结局。

　　项羽听到刘邦“欲王关中”，立刻怒不可遏，要讨伐刘邦；但听到项伯为刘邦开脱，又立即许诺，善遇刘邦。按照古代礼节，宾主宴席的四面排座，以东向为上，次为南向，再次北向，末位西向。而鸿门宴上，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由这种坐法可见项羽的骄傲无礼，根本没有把沛公放在眼里。樊哙闯帐并对项羽进行尖锐的指斥，竟未能引起他的反感，反而赏赐酒食。席间范增屡次暗示项羽借机除掉刘邦，但自矜功伐的项羽又迟迟不下决断。听到刘邦逃走仍处之泰然。这些充分显示了项羽简单粗暴、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性格。

　　与此相反，刘邦在这场斗争中却处处主动，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听到项伯秘报军情，马上研究对策，并礼遇项伯，争取项羽阵营内部有利于日后斗争的力量。他亲赴鸿门，虽是身入虎穴，命运难卜，但为了平息项羽之怒，他假意屈从，做出当面谢罪的举动，并抓住项羽好大喜功的性格特点，以极其委婉与恭维的话语，骗取了项羽的信任，终于化险为夷。刘邦的灵活处事，既表现了他性格上阴险的一面，又显示了他能从长远看问题、一切顾全大局的心胸。这是他在政治斗争中获胜的主要原因。

　　3．缺乏政治远见、一味沽名钓誉是项羽的致命弱点。他欲得天下，又图虚名，既准备推翻怀王之约，又害怕世人指责。他不用范增之计，反映了他的刚愎自用、迷信武力，而根本原因则在于心理上的脆弱。

　　作为楚国贵族的后裔，项羽有许多缺点错误，甚至有不可饶恕之处，这是必然的。但他毕竟为推翻暴秦做出过一定的贡献，他性格上也有某些闪光点，如不畏强暴、不用阴谋等等，应当实事求是地给以肯定。

　　因此，项羽既是胜利的勇士，又是失败的英雄；他胜得漂亮，死得悲壮；活得痛快舒展，死得慷慨豪爽。他既凶狠残暴，又善良不忍；既刚愎自用，又轻信多疑；既暴烈急躁，又优柔寡断。一个完美的艺术形象应该是多种性格因素的统一，项羽无疑是文学史上不朽的丰碑，他将牢牢地屹立于历史长河中，虽经千年的冲蚀、涤荡，依然历久不衰，魅力无穷。

　　刘邦是一个能屈能伸、机灵狡诈的形象。他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善于韬光养晦，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在强大的对手面前善于伪装自己，麻痹敌人。他善于用人，从善如流，机智果敢，能相机而动。

　　4．古人认为“义”，就是“宜”。《礼记·中庸》说：“义者宜也。”韩愈在《原道》中则进一步解释：“行而宜之谓之义。”也就是说，人的言行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就可称为“义”，反之则为“不义”。

　　课文中曹无伤背叛刘邦向项羽告密，项羽置怀王之约于不顾而欲“击破沛公军”，范增以下犯上都可以说是“不义”。项伯给张良通风报信，“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哙闯帐护主等等，都可以称之为“义”。项伯救护刘邦可以称之为“义”，这一行为却违背了楚王的根本利益，则又可以责之为“不义”。可见“义”是相对的，如同“骨气”一样，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道德标准不同，“义”的内涵也不一样，我们不能以抽象的“义”作为评判是非的尺度和立身处世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