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写的长点!

Question

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
写的长点!

Answer 1

历史上的李世民是个人造圣君.
一、政变夺权
太原起兵的全过程,包括此前数年的苦心经营,都是李渊一手操办的,他为大唐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唐王朝创立的主要功劳应该在他身上.按照李世民的意图,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费尽笔墨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样,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因此,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水到渠成了.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们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动因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行为,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
二、纳谏的表演
反观贞观年间的历史,是不难发现李世民那些浓厚的表演痕迹的.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对自己日后留在史书中的形象是如此强烈地关注,以至于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极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贞观时期的20多年里,太宗确实接受了太多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对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至于贞观之治,剔除那些家给人足的“神化”,也只剩下一场完美的形式主义表演罢了.
三、滥用民力
唐初,李世民反复说要以隋亡为鉴.曾几何时,劳役是在不断加重,出现了“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徒行文书,役之如故”的紧张局面.包括来自边远地区在内的各地劳苦大众.自带粮食长途跋涉几千里来京服役.在李世民执政期间,兴修了诸如乾阳殿、洛阳宫、永安宫,飞山宫、襄城官、翠教官、玉华宫,九成宫和北阙等大批宫殿,即以修得较小而又比较草率的汝州(河南临汝)西山襄城宫而言,役工达一百九十万.造成“一人就役,举家便废”的惨象.因此,有人当面指责唐太宗,“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作飞山宫时,“恒差山东众丁”,“怀(河南沁阳)、洛以东,残人不堪其命.何况这一时期,兵役屡兴,太宗本人又不顾农忙与否,喜欢校猎游乐,为此缮桥治道,起码使役一、二万民工,它同样是要严重妨害农事的.贞观十三年,魏征在进谏时说:“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什么'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是什么歪理!”从早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路走到今天的“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孰真孰假?哪个是表演,哪个是真言?在令人感动不已的对话背后,九成宫、大明宫、飞山宫、襄城宫……也正同时破土而出；因为九成宫修建得过于华丽,他又下令将其摧毁；襄城宫同样被摧毁,但原因却是因为修筑出来之后不符合他的心意.二者的对比很容易让人看出,哪一场属于表演,哪一场属于真意.
四、对外开放、对内森严
“死囚四百来归狱”,事在贞观六年（632年）.王夫之以为,李世民之所以敢铤而走险,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不怕死囚们不按时来归,因为太宗时的法令严密,户籍和连坐制度尤为完备,边关的管理也相当到位,要想逃出去,几无可能.死囚们既无处可逃,又无处可藏,还得冒宗族亲戚遭受株连的风险,他们怎么可能不乖乖回来?尽管玄奘出行的唐太宗贞观（627－649年）年间已经是以“天可汗”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而出于当时基本立国理念的考虑,仍然“禁约百姓,不许出蕃”.由于唐代严格奉行对内封闭的基本国策,本地居民外出经商等活动受到严厉限制,这不能不影响到唐代正常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一些时候,唐政府的使节外也外出,但他们外出的目的无非是炫耀国威、调节附属国之间的关系、获取皇室所需高级奢侈品等.从整体上看,中外手工业品的交换、中外文化交流,主要是经过外国工商业者完成的.唐代的对内封闭,严重影响了民间正常的贸易活动,同时也进一步助长了天朝上国自满心理的膨胀,使唐代统治者热衷于“天可汗”地位以及保持“天可汗”的余威,这不利于充分汲取外来文化的营养.其实,唐代所谓比较开明的对外政策,只是在对外籍人开放这一点上徘徊,没有也不可能迈出允许本国居民外出这一关键的一步.
五、盛世”造假
《新唐书》描述贞观之治的成就：“至四年（即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其实,贞观之治的由来,是有其现成的摹本的,也就是说,“盛世”造假,早有人为之.所谓的贞观之治,不过是一帮御用史家依样画的葫芦罢了.当时的国际友人、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贞观四年十二月入朝,这正是史臣最为称赞的一年,麴文泰沿路所见,却是“城邑萧条”.他曾对自己的国民公开说过这样的话：“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自高祖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贞观八年（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的“盛世”的到来,恰恰不过二十来年,一切都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伟大的贞观之治,也和伟大的太宗皇帝无关.在这个幅员辽阔、苦难深重的国家,每当只剩下可怜的300万户人口时,只要坐在未央宫或者太极殿里的皇帝没有丧心病狂,不管他是谁,“盛世”都不会爽约.
更多见《人造“圣君”李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