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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流带来的思考?甲流带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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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流带来的思考?甲流带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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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和解析
我和两位国内媒体同仁应邀月初赴美参加了一家知名跨国PLM软件提供商的媒体及分析师大会。本来按常理,出差做重要采访前必然要认真做些功课,而这次在做必修课时的心情被一件公众类的突发事件所干扰了,那就是甲型H1N1,这种危害不小的新型流感病毒当时正在全球呈大流行之势。虽然身处“疫区”的美国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确实表现出了“无甚所谓”的乐观主义态度,但另一方面,对于有过SARS、禽流感疫情爆发经历,并曾深受其害的中国国内民众,自然对此时重症可致死的新流感疫情如临大敌了。毕竟中国的人口密度要比美国等甲型H1N1流感原发国的人口密度大的多得多,尤其是在大型城市中。一旦形成输入型疫情大流行,甚至因误诊引发致死病例;或病菌变异发展,在尚无治疗特效药物的情况下又进一步形成新的不可控因素,那后果如何着实令人不愿想象了。 虽然在国内并未因此引起公众恐慌,但工作中多少会受到影响,尤其是海外出差回国后的诸事不便。从好的方向看,国内新闻报道称,6月8日国内有关方面正式启动甲型H1N1流 感疫苗的批量生产,有望7月底实现首批疫苗问世。6月中旬后,有新闻称国内卫生部门也逐步调低了对甲型H1N1易感人群的监控级别。虽然流感在中国还偶有新的病例出现,但总体上处在可控的范围以内。甲型H1N1流感给人们工作生活带来的隐形压力也将因媒体的报道减少,逐渐褪去。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国内的传染病防疫控制工作力度之大,防疫反应机制设计之严密在国际上都是典范,但即使让海外友人感觉甚至有些反应过度的防疫工程,也只是在最大程度上的进行控制,绝非无懈可击。比如国人从流感高发区国家回国后要主动隔离一周,在确认自身健康后才好展开正常工作活动。而来自流感高发区的国际友人呢?人家来华参加会议、活动,或者去天安门旅游。你也不好以莫须有的可能对人家的活动进行种种限制吧。最多就是提醒、建议而已。我回国隔离了一周后,接着就采访匆匆来华参会的“老美”(美国人),我设想如果真有媒体同仁甲型H1N1病发,那这是算和“老美”亲密接触,还是要赖在包括自己在内的从美国回来的媒体记者头上呢?这还真不好说,幸好大家各自无事,姑且当作谈资罢了。 其实这次赴美,收获还是很多的。其中,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logy,也有翻译成社交技术的)在产品研发领域的运用与发展就让人眼前一亮。大家对Facebook, Twitter都多少有些了解,这些基于Web 2.0的社交性网络技术给人们创造了更多层面网上交流的平台。研发领域中的社会技术的设计思路与这些网络技术一脉相承。可实现的功能包括对同一设计模型的异地同步更改与确认,设计者之间的短信息交流,视频会议,产品模型文件传递,异地分布式设计以及具体工作中的协同,采购供应链或设计外包的具体协同支持等。虽然面对面的交流效果最好,但考虑的成本、时间、效率等因素,以社会技术为基础的社区化研发平台对工程师面对面交流的替代性及好处都是显而易见的。我想即使在美国NASA的工程师不向媒体介绍NASA是如何使用各种社会技术工具通过互联网高效地与外包设计公司频繁沟通的,我从自身日常工作中对MSN Messenger等最基本的互联网社交工具的依赖性上也能体会到这种工作方式的变化与快速发展。最近采访北大创新研究院的执行院长蔡剑教授时,了解到社会技术同样是北大创研院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蔡院长认为互联网上的社区化、研发的开源化将给生产力发展带来巨大的助推力,随着相应的传统模式变革也将随之逐渐显现出来。虽然舆论中也因信息安全、知识产权问题,以及对人们未来交流方式消极化的担心等为由,发出反社会技术(Anti-Social Networking)的声音。但整体上看,社会技术应用于研发是大势所趋。而且现在我意识到它还有个优点,那就是再赶上类似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的时期,大家在不影响工作进度的情况下能够有效地减少公务出差,这对缓解传染病防控工作压力肯定是个贡献。今晚,我就要作为媒体参加一家公司的全球网上产品技术研讨会,亲身体验社会技术给自身工作带来的高效率了。(由于时区差异,全球化网上会议多少有个弱点,好在像这样我晚上、你清晨的会议,自己还参加的不算多。)